发布日期:2024-11-04 13:06 点击次数:200
1949年2月,随着三大战役的结束,解放战争已经进入了战略大反攻阶段,正是在这种有利的局势下,中央军委向各大野战军发出了统一整编的指示,这便是我军历史上著名的四大野战军的由来。
提起四大野战军,相信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,作为解放战争的主角,四大野战军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的根本之所在,当然部队进行整编,就需要解决领导问题,而我军在成建制改编四大野战军的时候,其实也有不少问题出现。
其中最为显眼的,便是新出现的一个编制,兵团司令的人选问题,众所周知,在解放战争前中期,我军一直是按照纵队为单位进行统一作战的,而纵队的级别其实就相当于军,归野战军司令部直接管理。
但是四大野战军成立后,纵队被正式取消了,开始以军为单位作战,同时中央军委又考虑到解放战争所面临的现实问题,这便是作战区域过大,野战军司令部难以统一管理,在这种情况下,便在野战军司令部下面又设立了兵团。
所以兵团的存在,是党中央毛主席为了应对解放战争局势的变化才做出的一个决定,当然随着兵团的设立,各大野战军就不得不认真考虑各个兵团司令的人选问题,这其实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
为什么这么说呢?其实原因很简单,因为兵团司令人数本身就有限制,这样一来的话,很多同为纵队司令的我军将领,在部队改编后,可能会由原来的同级别关系,变为上下级关系,这固然是一件难做的事情。
那么面对这样的问题,各大野战军又是如何做的呢?这就要从我们今天文章所讲的主题开始谈起,以中原野战军为例,带大家回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。
说起中原野战军,大家对它的印象肯定是深刻的,这支由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大军,曾千里跃进大别山,插入敌人心脏,在国民党腹地牵制了大量敌军,有利支援了其他战场。
而中原野战军改编为第二野战军时,七个纵队共成立了三个兵团,其中第三兵团以陈锡联将军为司令员,第四兵团以陈赓将军为司令员,第五兵团司令员则是杨勇将军。
上面这三位将领,都是我军中赫赫有名的将领,他们能当选为兵团司令,也是二野首长刘邓认真考虑后的结果,不过在那个年代,二野军中能征善战者不乏少数,有资格当兵团司令的也不仅仅限于以上三人,例如在酝酿第五兵团司令员人选时,二野首长其实还考虑到了一个人,他便是后来落选的王近山将军。
其实这王近山将军的名气,在我军中还是非常大的,他是红四方面军走出来的将领,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,他因为打仗勇敢,就有“王疯子”之名,意思也就是说他打起仗来不要命。
事实也正是如此,王近山将军确实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战将,他在解放战争时期打了不少恶仗,曾多次被中央军委表扬,尤其是1946年的定陶战役,刘邓大军面临国民党重兵来袭,这时王近山主动请缨,在军事会议上,他向刘邓首长表态:
“这场仗我们六纵坚决打,打得剩下一个旅我当旅长,剩一个团我当团长,剩一个连我当连长,全纵打光,我们对得起党。”
就这样,定陶战役本来占据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,最终被六纵咬在了大杨湖一带,王近山带领本部人们,同国民党一个整编师作战,最终使得国军全线败北,而刘邓大军从此兵出太行,连战连捷。
以上我们所说的,也只是王近山将军生平中的一场恶战而已,像这样的战斗,在他的一生中其实还有很多,那么如此善战的王近山,为何在二野组建第五兵团的时候,作为预备人选之一的他反而落选了兵团司令呢?
其实针对这个问题,第二野战军政委邓小平就做出过解释,当时王近山没能成为司令后,他心里还是有点想法的,当然他有这种想法也不足为奇,因为王近山觉得,自己和杨勇的资历差不多,红军时期都是师级别的将领,八路军时期又同为团级。
而王近山又觉得自己在作战指挥上胜于杨勇,按理来说也应该是他出任第五兵团司令,但现在事与愿违,这就让王近山感觉自己有点“委屈”。
其实我们从一个普通人的视角看,王近山将军的想法也并无道理,当然王近山将军也有自知之明,他没有同陈赓和陈锡联二位将军比较,是他明白自己同这二人还是有差距的,他们当兵团司令,王近山也是打心里佩服的。
而王近山的这些想法,也被人反馈到了邓小平同志那里,作为二野的政委,邓小平自然得解决这个问题,于是他找到了王近山谈话,让王近山没有想到的是,邓小平开门见山的就告诉他,五兵团后来决定由杨勇担任兵团司令员,这个决定是自己和刘伯承司令一致考虑的结果。
听到邓小平同志这么说,王近山非常不解,这时邓小平同志又继续明示王近山说道:“你作战勇敢,组织指挥能力比较强,有战功,但是,你有个弱点,就是不太善于团结同志。”
不得不说,邓小平同志作为统帅几十万大军的野战军首长,他用人识人确实有自己的一套,事实也正是如此,如果单论指挥部队打仗,杨勇将军确实比不过王近山,但身为兵团司令,打仗也只是一方面。
因为一个兵团,有着近十万大军,而作为一个兵团司令,打仗很明显只是工作中的一个,更为重要的一点,就是要搞好团结工作,在这一点上,杨勇将军无疑是一名综合性的我军将领。
回到王近山将军这边,邓小平同志更是明确的指出了他的缺点,这便是不能团结同志,而邓小平之所以会这样说,也不是没有原因的,他正是结合了王近山在革命队伍中多年的表现,才做出的判断。
给大家举个例子,早在红军时期,王近山就挨过不少处分,甚至有一次事情还闹到了徐向前总指挥那里,当时王近山担任红四方面军第十师第二十八团团长,他在行军途中缴获了一批战马,对此王近山很是高兴,这批马他也非常爱护,长征途中一直带在身边。
结果就在王近山带领自己所部人马过嘉陵江的时候,因为这批战马,却闹出了一件事情,原来红军总部有命令,浮桥得先过人,不能过马,结果王近山不乐意了,他非常爱护这些马,执意要和马一起走,于是不顾命令,将战马赶上了浮桥。
此时担任渡江总指挥,后来为开国中将的杜义德眼见如此,为了维持秩序,只好执行渡江纪律条例,果断将走在浮桥上的战马击毙,王近山眼见战马被击毙,他顿时火冒三丈,竟然对着杜义德掏出了枪,幸好关键时刻,被旁边人挡住了,否则可是要出大事的。
后来王近山因为此事,被徐向前狠狠批评了一顿,原因也不在于这批马,是因为他居然对革命同志掏枪,实际上当时的杜义德,无论是职务,还是从军资历,都是高于王近山的,但王近山依旧如此,可见其性格本身就是一个直性子的人。
当然直性子的人也并不能说是缺点,这只是性格问题而已,并且有时候直性子的人反而更敢言更敢做,例如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时期,由于没有打好,志愿军司令部大家开会的时候都是沉默不语,这时担任志愿军第三兵团副司令员的王近山,居然直言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是“放羊撵狗的打法”。
听到王近山这样说,大伙都为他捏了一把汗,毕竟彭总也是一个火爆脾气,但出人意外的,彭总对王近山这一通发脾气的讲话,却是坦然接受,并指出了自己在第五次战役中犯有的失误,并重新调整了未来的作战部署。
结合以上种种事例,我们不难发现,王近山将军是一位纯粹的战将,他在军事上有着极高的造诣,但统兵之道却是军事能力和政治素养的结合,在这一点上,他显然和杨勇有差距。
而杨勇在处理问题的时候,则更凸显出了他的文武皆备,例如抗战期间,杨勇所部抓住了一个汉奸团长,这时很多人都要求枪毙他,但杨勇却不这么认为,他觉得此人还可以争取一下,这样一来同鬼子较量我们就可以少很多伤亡了。
事实证明杨勇确实是正确的,这位曾经的汉奸团长,在杨勇晓以大义的关照下,最终弃暗投明,从这件事情我们不难看出,杨勇将军不但善于打仗,做政治工作也是一把好手。
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,后来二野首长刘邓在成立五兵团时最终才确定杨勇为兵团司令,当然杨勇也没有辜负刘邓首长的期许,他在随后带兵进军大西南的时候,文武结合,相得益彰,争取到了不少国民党阵营的将领,为我军解放大西南,立下了汗马功劳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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